我国的稿费制，半个世纪以来，白衣苍狗，变化可真不小，让我们把日历翻回到半个世纪前的1949年。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，各种报纸、杂志相继创刊，这就牵涉到了稿费问题。当时中央出台的稿费标准大致如下：文艺类每千字10一20元，诗歌每20行算1000字，曲艺每40行算1000字；歌曲词曲作者各10一20元；电影剧本每部3000元一8000元，也有超过1万元的。各级报纸则根据级别制订出相应标准，大多根据类别以篇计酬，比如新闻消息类、通讯类等，报社内部的编辑、记者在本报发表的文章不计稿费(在以后若干年有改变)。

        20世纪50年代的物价很低，在一般中等城市，鸡蛋两三分钱一个、大米几分钱一斤、猪肉两角钱左右一斤。当时如果能拿到一笔稿费，足可令周围的人刮目相看。不过，中央虽然制订了稿费标准，但各个报刊在具体实施中，又各有千秋，差别很大。

    《人民日报》被称为“中国第一报”，按理说它的稿费应该是可观的，但它支付的稿费和各省的省报差不多，甚至还略低于有的省报。既然“中国第一报”都这样，其它的“小兄弟”也就立即跟进，结果是全国报纸的稿费都普遍偏低。

    那一个时期，能保持稿费正常状况的，当数被誉为中国第一刊的 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文艺学习》和后来创刊的《诗刊》以及各大区的几家杂志，如东北的《文学月刊》、中南的《长江文艺》、华东的 《上海文学》、华南的《作品》、西南的《西南文艺》、西北的 《延河》等等。

    1957年，毛泽东提出“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”的文艺方针，全国文艺界为之欢欣鼓舞，各省的省级文艺刊物都由原来的32开本，纷纷改为16开本，并增加篇幅、更改刊名，一派“百花齐放”的热闹景象。

    报纸杂志多了，篇幅增加了，用稿量自然大大增多了，作家、诗人们个个摩拳擦掌，决心在这个文艺的春天里大干一场。各报纸、杂志的稿费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有关标准支付，但多多少少总是要给一些的。稿费“不正常”，但发表的阵地却多的是，发表的机会也就增多了，得到的稿费积少成多，也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于是专业的、业余的作家和诗人们，一个个捧着稿费单，无不喜形于色。

    1957年夏天，反“右”斗争开始，文艺界首当其冲，不管是大“右派”还是小“右派”，他们的“罪行”大多与稿费“挂钩”。以往拿稿费是劳动所得，天经地义，现在稿费成了资产阶级的“名利”。著名诗人艾青不仅自己成了大“右派”，他的夫人也因稿费问题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当时的批判文章指出：艾青的夫人高瑛在和艾青结婚前，有一次到艾青处统计稿费(是遵照组织指定去统计的)，艾青说出数字后，高瑛吓了一大跳，当时就暗下决心要嫁给艾青了。文章侮辱了高瑛还嫌不够，又配了一幅漫画：艾青的屁股后拖了一个长尾巴，长尾巴上穿了一串铜钱，铜钱上写着“名利稿费”，高瑛则两脚踩在铜钱上，随艾青飘然起舞。

    另一位与稿费有关的大“右派”，是斯大林文艺奖金获得者、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。丁玲在延安时期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了，解放后她一直担任文艺界的领导。那时中国作家协会为了培养青年作家，在北京办了一个“文学讲习班”(现更名为鲁迅文学院)，讲习班请一些老作家讲课，丁玲也在邀请之列。为了鼓励青年们多写好作品、出版好作品，她在一次讲课时说：“一个人写出一篇好作品、出版一部好书，不仅能出名，还能拿一笔稿费改善生活。”为了强调这番讲话的意义，她还当场提问：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智利，你们知道吗？”大家回答说知道。她又问：“智利的总统是谁？”大家面面相觑，都不知道。丁玲继续问道：“智利有一位著名诗人聂鲁达，你们知道吗？”大家都回答说知道。丁玲于是引申话题说，一个人写出了一部好作品，他的名气某些时候会比他所在国家的元首还出名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这次讲课成了她鼓吹“稿费”和 “成名”的“铁据”，丁玲不仅成了大“右派”，还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。

    还有青年作家刘绍棠之所以被划为“右派”，完全是稿费惹的祸。刘绍棠在20世纪50年代被誉为神童作家，他念初中时写的小说 《青枝绿叶》，被收人高中语文课本作教材。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，家里很穷，一日三餐大多是啃窝窝头。成了作家后，他想报答父母，把父母接进城，于是给家里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爸爸、妈妈为了让我读书，吃了不少苦，我现在写一篇小说能拿200元稿费，可以供你们吃白面馒头了，我想把你们接到城里来……”刘绍棠因信中“一篇小说能拿200元稿费”这句话，成了全国典型的资产阶级“名利思想”的大“右派”。一句普普通通约有关稿费的话，换来了22年的“右派”生涯，其代价何等巨大!

翻开反“右”时期的大小报纸，所公布的“右派”份子的材料，总是反反复复提到稿费。至此，人们终于清醒过来，稿费是“害人精”，是资产阶级腐朽的名利思想，从今往后，千万千万要离它远些、更远些。

反“右”结束后，稿费同样成了“雷区”，谁也不敢踏近一步，即使是无话不谈的朋友，一旦说到稿费，便马上打住， 深怕多说儿句犯了禁忌，惹来大麻烦。

1958年初，3位老作家联名向中央提出倡议，将现有的稿费减少一半。其“公开”的理由是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青年作家，防止资产阶级的“名利思想”继续腐蚀青年。3位老作家的倡议很快获得中央通过。至此，全国各级报刊一律减半支付稿费，有的报刊为了“又红又专”的百年大计，稿费减半后再往下减，稿费变成了一种 “象征性”的东西。

 1959年，天灾人祸接幢而至，不少报纸杂志宣布停刊。1960年实施“高级点心、高级餐馆”的经济政策，转眼之间物价疯涨了10倍。物价虽涨了10倍，但稿费依旧，仍按1958年以前的一半支付，一直沿袭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全国停发稿费为止。

这期间，有几个与稿费相关且啼笑皆非的故事。湖北省有一位在全国颇具影响的青年诗人陈官，他本来有一份令人称羡的好工作，在铁道部第四设计院任，每月工资近50元，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了，那时一般的中小学老师月薪只有二三十元。可是这位青年诗人并没把这份工作当一 回事，一是因为他酷爱文学，对技术工作不感兴趣； 二是他已经出版了3本诗集，每月的稿费收入远远超过工资，加上那时候是“大跃进”时期，早就打破了每天工作8小时的规矩。每天晚上加班，大多干到半夜。他觉得这样上班影响了他的创作，因此于1962年申请回农村当“农民诗人”，几经周折，经过批准，他带着从小生长在大城市的新婚太太回到了四川大巴山区。原以为每天不上班，可以坐在家里写诗了，可他没想到，老家的农村已经变成“一大二公”的人民公社了，他既是社员，每天就必须出工，否则不得分配口粮。起初，他一边劳动一边写诗，所得稿费养活一家不成问题，但不到一年，公社党委就给全国各地报刊去信，禁止他们再采用陈官的作品。理由是公社的领导每月才拿二三十元工资，一个臭知识分子为什么每个月稿费收入就上百元？陈官断了稿费来路，生活来源全靠挣工分，每天的工分报酬不足两角钱，到了最后，连太太给湖北武汉老家写信的8分钱邮票也买不起了。

另一位被稿费害苦的也是一个青年作家。1960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，收到样书的那天晚上高兴得睡不着觉。到了半夜，他索性爬起来翻开新书，数一数每一页能容纳多少字，以便计划第二本书的篇幅。他的室友第二天向党组织汇报，揭发说青年作家晚上不睡觉，一边数字数一边计算稿费。党组织觉得这个青年作家被资产阶级“名利思想”腐蚀，已到了极为危险的边缘，为了挽救他、改造他，不久便把他发配到农村劳动半年。

还有一件关于稿费的奇 怪事情，发生在四川彝族诗人吴其拉达身上。吴其拉达是当年全国知名的诗人，20世纪60年代初，中央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诗集《奴隶解放之歌》。诗集出版以后，他一直没收到稿费，想写信查询，但稿费是“禁区”，弄不好会招惹麻烦。过了3年，也就是1965年，他突然收到一笔600元的稿费，出版社来信说，稿费当年就划拨了，但被管财务的贪污了，后在 “四清”运动中被查出来，现在补寄。写稿拿稿费是堂堂正正的事，可是在那个年代居然成了罪过，谁都害怕提及。

 1966年夏天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全国的文艺杂志陆续停刊，己经发表了的作品，一律拒付稿费，稿费制度被废除了。

稿费制度被废除了，但作家、诗人们因稿费带来的罪过并没有减轻。中央明确指出，文艺界是“三名”“三高”，稿费是“三高”中的一高，即高稿酬。中央如此定调后，全国的作家、诗人们几乎全部被戴高帽、挂黑牌游街示众，批斗会一个接一个。

红卫兵们认为，凡是拿过稿费的人，都是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，统统都该批倒斗臭。有的作家、诗人实在受不了这种屈辱和折磨，把心一横自我了断。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跳湖而死，著名作家、翻译家傅雷夫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双双悬梁自尽……

“文革”中，周总理曾请示毛主席恢复稿费，毛主席批示：“50年不谈稿费。”

“文革”中期，上海创刊了一本文学杂志 《朝霞》、北京复刊了《解放军文艺》，以后又陆续出刊了《天津文艺》、《四川文艺》、《云南文艺》等，所有这些刊物一律不付稿费，发表了作品可获赠一本毛主席著作，《解放军文艺》则送一本笔记本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二年，即1977年，全国恢复稿费，其标准按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规定执行。中央通知下达后，全国的作家、诗人们无不欢欣鼓舞，大家写信互为转告，稿费虽然很少，但总比没有好。

 1979年，全国的“右派”到平反和改正，一些作家开始“理直气壮”地谈起了稿费。东北的青年诗人万忆萱于反“右”前夕在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集，但一直没收到稿费，经查询，稿费早就于当年寄出了。根据这一情况估计，有可能因万忆萱被打入“右派”时，稿费被有关部门没收了。还有诗人何鹰，也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集《劳动之歌》，诗集出版后，出版社获悉何鹰被划为“右派”，便将稿费停发了。22年后，何鹰获得平反，他向出版社索取稿费，但物是人非，出版社只能表示歉意。这些作家虽然没拿到当初应拿的稿费，但心情还是舒畅的，最起码可以谈论稿费了，可以直截了当地索要稿费了。

 20世纪80年代，中央制订了一个 《著作权和版权出版法》，在这个法律条款中，明确规定了每千字10一30元的稿费标准，这与50年代相差不大，但这个时候的物价比50年代上涨了30倍，一首诗的稿费只能买一包普通老百姓抽的香烟。

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(元)” 的故事，几乎传遍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，这是一个关于稿费的悲凉故事。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的著名作曲家铁源写了一首歌《十五的月亮》，这首歌在中国家喻户晓，几乎成了“军歌”。董文华因首唱这首歌而一夜走红，成了全国著名的歌唱家。而这支《十五的月亮》的稿费是多少呢?答案是16元。

稍后出名的另一首歌《父老乡亲》的命运，比起 《十五的月亮》也好不了多少。《父老乡亲》这首歌的曲作者是海政歌舞团的著名作曲家王锡仁，当著名歌唱家彭丽援在一次演出中激情地唱至：“，父老乡亲”时，突然跪倒在台上，此举令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全场观众激动不已，许多人流出了热泪，可见这首歌的感人魁力。《父老乡亲》蜚声全国，流传海外，被评为“90年代群众最喜爱的歌曲”。全国近千家出版单位出版了这首歌，不了解内情的人，以为王锡仁会因这首歌变成富翁，那他究竟拿了多少稿费呢?经过王锡仁耗时几年到处“追讨”，最后总共拿了700多元。

我们不妨拿同一件作品分别在内地和香港的不同待遇比较一下。著名作曲家谷建芬为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谱写的主题歌，在大陆成千上万次地播出、出版、演唱，但稿费少得说出来“让人怀疑没说真话”，而在香港播出后，香港给了谷建芬40万元稿费。

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，南方的一些报刊如《广州旧报》、《南方周末》、   《羊城晚报》等，自行提高了稿费标准，他们在中央规定标准的基础上翻了几番，  同时也打破了一直沿袭了几十年的“报纸稿费低于杂志稿费”的旧框框。

为了保护作家的经济权益，著名作曲家、中国电影乐团团长王立平倡议成立了“国音乐著作权协会”，该会的宗旨主要是代理音乐家向国内外追讨稿费。但由于人手不够，追到的只是少数，大部分支付的稿费还是被隐瞒不报，悄悄逃脱  了。并且这个协会只管音乐家，而音乐家只是“稿费族群”中的少数人，更多的作家、诗人、剧作家、翻译家却没有这样的组织，他们连一点少得可怜的稿费都常常变成了泡影。

随着时代的推移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，国内原有的稿费制度被彻底打破，支付多少稿费，完全由各家报刊根据自己的实力自行决定。全国稿费最高的刊物当数《知音》，其标准是每千字800一1000元，如被评为优秀稿件另有1万元至4万元奖金。

作为文学类领头羊的大型刊物《当代》，在《致读书》的启事中谈到大幅度提高稿酬，标价是每千字100元，另有长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。作为歌曲杂志领头羊的《歌曲》，稿费不升反降，以前一首歌70元左右，现在只给30元一50元；歌词类的《词刊》，多年来保持“千字十元”的标准，迄今末变。

这就使得给稿费的刊物越来越少，不给稿费的越来越多，而且不但不给稿费， 作家自己拿钱发表作品的现象已相当普及，自费出书自费发表歌词(每首付20元 一50元不等)已渐成主流。

进入2000年以来，或许是作家们在以往的日子里因为稿费受罪太多、吃亏太多，突然之间都“"醒了过来”，他们发现，原来作品也是可以讲价的。

南的二月禾、湖北的池莉、上海的余秋雨等人的作品，你想低价收购，绝对门都没有，他们已经成为了大陆“文学界的富翁”。一些歌词作家，也不再害怕资产阶级“名利思想”的腐蚀了，君子言义也要言利，给电视剧写插曲歌词、给歌手量身定做写歌词，一首歌词动辆上万元。四川一位青年词作家到北京以写歌词为生，才三五年就在北京买了房子、车子。

作曲家们亲眼见过不少这样的事实，一首歌捧红了一个歌手，从此歌手到处演唱，出场费少则一二十万，多则三五十万，有的甚至叫价一百多万。于是，作曲家们变聪明了，写一首歌几十元稿费的年代再也不复返了，写出来的歌“标价”出售。郭峰就公开表态，他写的歌10万元一首，一分钱也不能少。

前几年，孙悦买了作曲 家刘青的一首歌 《祝你平安》，稿费4万元。孙悦因首唱这支歌，由东北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姑娘，一跃登上中国歌坛，几年后成了通俗歌手的“大姐大”。

近60年来，中国历经了无数风风雨雨，稿费也和中国的命运一样，几多坎坷、几番沉浮。有人因稿费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也有人因稿费改善了生活、步入小康。稿费承载着辛酸和甜蜜，走过半个世纪的悠悠岁月，让那个时代过来的作家们，一想起来心中就会升起无限感叹。